張永和
中國最需要哪方面的專家?不光是建築師，應該還有城市規劃師和社會學者，專門探討城市和社區的發展與規劃。在美國大學裏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從來也沒有機會來中國做貢獻。中國總是習慣花錢去做看得見的東西。
圓眼鏡、圓臉，穿一件深色襯衫，説話慢條斯理温文爾雅，坐在記者面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建築師張永和。自從20 05年接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邀請擔任建築系主任以來，張永和就成了空中飛人，他太忙了，自稱是個懶人，可是每天卻只能睡五六個小時，這讓他很痛苦。
張永和與夫人魯力佳這次來上海是為了他們在浦東和嘉定的幾個項目。這對夫妻檔有了很多的默契，大多數時候，魯力佳都坐在一邊默不作聲，可是關鍵時候夫人總是要把把關。“魯力佳，你不許再發言了啊。”看到魯力佳又插嘴的時候，張永和就半開玩笑似地對他夫人如是説。魯力佳戴了一副墨鏡假寐，可是耳朵一直是豎起着的，“這段我得好好聽”——談到他和魯力佳怎麼相識時，她冷不丁迸出這麼一句。
魯力佳女士是“非常建築工作室”最早的核心成員，對於張永和的為人，她最有發言權：“有些人覺得張永和老謀深算，其實他沒有什麼計劃性，哪天睜開眼説我們去旅行吧，我們就去旅行了。90年代我們回國的時候，一般回國的人，總是先找個外國公司，這樣有份工作踏實一點。我們當時什麼計劃都沒有，把工作一辭我們就回來了，那時我問過張永和一個問題，以後萬一回不來美國怎麼辦，他説到時候再説吧。稀裏糊塗就回來了。”
這就是為了理想百折不回的張永和。1996年底，他正式辭去美國萊斯大學教職，和魯力佳決定回國，全力經營當時還沒有什麼名氣的“非常建築工作室”。這個現在在中國建築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建築設計團體在1993年成立時，卻常常陷入青黃不接的窘境。張永和太想擁有自己的建築，覺得老是在美國畫一些紙上的設計太不過癮，中國大發展的前景讓他對自己的祖國滿懷着憧憬，可是一開始迎接他的卻是挫折。直等到席殊書屋、山語間、晨興數學中心等幾個建築出來，給人不一樣的感覺，才邁向成功之路。張永和的建築不是那種“假大空”的建築地標，和他的個性相似，安靜、內斂、不張揚，對於建築卻又非常地執著。
1994年作為八位中國建築師之一入選日本《世界上581名建築家》一書、2000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藝術貢獻獎、作為唯一的中國建築師參加2000年在威尼斯舉辦的第七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2006年度獲美國藝術與文學院頒發的學院建築獎……擁有了許多的光環和榮譽，張永和説現在還是保持着簡單的生活習慣，他要的不僅僅是榮譽，更看重的是建築設計能符合自己的理念追求。
我們做的才是正常建築
記者：為什麼把工作室取名叫“非常建築”?有人説“非常建築”，“非常”就是不正常，是這樣的嗎?
張永和：當時我們半年裏面做了四五個設計，大概只有一個蓋成了，而且只畫了個草圖就被人拿去蓋了，結果可想而知一塌糊塗，挫折感真是非常強。後來我發現中國不承認個人，只認公司，所以我回到美國後就註冊了一個公司，花了7.5 美元。公司總得起個名吧，那時我們老蓋不成房，魯力佳就開玩笑説取名叫“非建築”吧，也就是無建築的意思，我説那誰來找我們蓋房子呢，所以就加了個“常”字。當時我確實有點想法，我覺得中國的建築過於強調造型，已經很怪異了，我腦子裏想如果這些是正常建築，那麼我們想建的可能就是非常建築了。哪想到，現在的中國建築比當時怪太多了。現在可能倒過來，滿大街都是非常建築，我們在做的才是一種正常的建築。
記者：一開始為什麼老碰壁?方案太超前了?
張永和：那倒不是，我不認為建築首先是一個審美對象，我是最反對把建築當雕塑來做的。我的一個朋友還對我説，我們做的建築最不“性感”，沒有視覺衝擊力、不夠刺激，就因為這個，我們吃了很多虧，到今天都有困難。所以我們還是很感謝那些最終接受我們的業主，他們在視覺上未必認同我們，覺得我們是不是太靜了，但是他們看了建築實體後，就會覺得，原來房子也可以不是奇形怪狀的。所以業主只要看了我們的房子，情況就會好很多。但總的來説，大氣候就是那樣，希望每個建築都是一個地標、一個紀念碑。
記者：創業初期應該是很困難吧?那是怎麼維持事務所的正常運轉的呢?
張永和：真困難，簡直是沒法維持。所以到現在我們還是比較習慣節省。當時我們在北京租的工作室沒有暖氣，我和魯力佳每天騎個自行車上下班，後來不行了，魯力佳問她母親借錢，這樣過了好多年。真正有轉機要到2000年以後了。1 998年蓋成了兩個房子，第一個是北京中關村中國科學院晨興數學樓，另一個是山語間別墅。再加上後來的席殊書屋，大家開始覺得我們還真蓋房了，而且跟其他人蓋的不太一樣，業務逐漸就多起來了。
記者：1996年的時候您為什麼會和您夫人毅然回國?
張永和：1993年至1996年，我們已經中國美國兩邊跑忙了3年，什麼事也沒幹成，那挫折感特別厲害。我覺得不行，兩邊跑，教書我也不踏實，對不起學生，這邊業務我也顧不好，所以我最終決定回到北京。
建築師的一半是工程師
記者：做席殊書屋是席殊專門來找您的嗎?
張永和：不是。是建築師吳昭輝介紹的，他覺得我們老蓋不成房子，也同情我，就介紹我認識席殊。在我之前，有一個搞美術史的給他設計了一個方案，像個諾亞方舟，席殊也挺喜歡，但是我對建築設計、城市設計的理解和他都不太一樣，然後我就做了現在這個方案。在美國，建築師特別關心城市，從很實際的改善人的生活的角度出發來看建築與城市的關係。我們查資料發現席殊書屋這兒是一個過道，原來是過車的，有一段時間給堵起來，現在又過車了。於是我們就想到空間的歷史與城市的關係，把車流人流等幾個要素匯合在一起，就有了這個方案。席殊當時可能也沒有完全聽懂就接受了，可能是有點被我們感動，後來蓋好後他很喜歡，還給我們加付了設計費，這是唯一的一次。
記者：2000年參加威尼斯雙年展，您的作品“竹化城市”引起了相當大的反響。王南溟先生曾批評您是 “一竿翠竹打天下”，您覺得這個評價準確嗎?
張永和：寫評論的人對建築不熟悉，對我們的工作也不熟悉，對竹子也不熟悉，這三個原因加起來，他的説法就形成誤導。建築師一半是工程師，大家對建築師反映文化的一面關心得比較多，卻忽略了工程師的一面。當然在一個展覽的環境中，建築師容易讓人覺得像一個藝術家。其實我們有很多工程方面的考慮，要考慮規範、安全、消防、結構、造價，人怎麼使用以及怎麼和結構工程師合作，怎麼考慮建築和城市的關係，還有報批、與規劃局的協調……很多很具體的細節，有些儘管不是我來計算或做，也要考慮很周密。建築師的思考裏面，文化藝術的方面有，工程方面也不可忽略。一個建築被建造出來，很好看，可是不能用，這其實是不成立的。做“竹化城市”的時候，環境問題已經被談得很多了，中國因為城市建設，樹給砍得太厲害了。我在想，樹都砍了，怎樣儘快地恢復植被?城市密度這麼高，你在哪種樹?所以那段時間我看竹子看得比較多。
記者：談談“長城腳下的公社”好嗎?怎麼會和潘石屹合作這個項目?
張永和：一開始我給潘石屹和張欣兩口子設計了一個住宅，張欣取了個名叫“山語間”，這名字還挺詩意的。當時誰也沒想到，週末有很多人來參觀，因為從北京城到那開車要兩個多小時，説明週末到山裏去旅遊的人比較多。有一次我也在，人特別多，都是陌生人，就進來了，潘石屹也納悶，這都是誰啊?冷不丁冒出幾個人來在那東張西望的。後來只好修圍牆，還養兩隻大狼狗，不讓人隨便進。潘石屹人精明，一想這房子這麼多人感興趣，沒準還有商機。於是他就提議了“長城腳下的公社”的項目，由12名亞洲建築師設計建造的私人住宅，我參與設計建造了“分成兩半的房子”。
記者：其他人的作品有去看嗎?
張永和：這批房子裏好的其實也不太多，我們那個建造質量也不好。我覺得張智強那個比較有意思。阪茂的挺可惜的，他用的材料比較有意思，但是從外面看不見。他是用竹模板釘的，像壁櫃似的做結構，外面用其他材料又包了一層。對外行來説這個材料看不到，打了折扣，這的確是個遺憾。像隈研吾老兄，特別地聰明，可是他做的設計——比如這個水關的房子— —和我的想法是有差距的。他的結構僅僅是一個支持體系，跟建築是脱離的，表面是竹子。
是你要買那個大商標
記者：鄭時齡教授在接受採訪時批評英雄設計師，認為中國人往往認同英雄，所以毫不考慮造價等中國的現實問題。您對赫爾佐格和德默隆設計的“鳥巢”、澳大利亞PTW公司組成的聯合體設計的“水立方”和安德魯的“水上巨蛋 ”怎麼看?您覺得它們對於北京城的城市風貌有影響嗎?
張永和：第一個説法就不太公平，建築師想造貴就造貴，哪有這事?這是業主決定的問題，也是社會的問題，不全是建築師的問題。咱們崇洋媚外，對中國建築師、外國建築師是雙重標準。這些地標建築對中國觀眾來説就是一個路易·威登包、奔馳汽車，我現在有錢我就要燒這錢，這就是中國人的心態，特簡單，賴不了建築師，賴不了路易·威登包，是你要買那個大商標，是你願意買，這就是願打願挨。
城市風貌的問題也不能完全説是建築師的責任。如果整個城市都在建肌理建築，那麼建築師也能蓋很好的肌理建築，可你就是要他們蓋這樣的標誌性建築，那他們就蓋了。庫哈斯特別有意思，他在中國做的設計和他的政治、社會態度是矛盾的，他反對標誌性建築，強調城市重要性，可是在中國也大蓋標誌性建築。建築師都是人，他們不會錯過這樣一個蓋房子的機會，因為機會太難得。我認為，北京城的城市風貌並沒有因為這些標誌性建築變好了，整個北京城的情況很不樂觀。儘管近期城市交通方面有很大改善，要通很多地鐵線，可是總的格局，都是一堆相互隔離的物體，不連續，沒有形成整體。中國最需要哪方面的專家?不光是建築師，應該還有城市規劃師和社會學者，專門探討城市和社區的發展與規劃。在美國大學裏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從來也沒有機會來中國做貢獻。中國總是習慣花錢去做看得見的東西。-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主任張永和教授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