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永和，中國建築師，建築教育家，非常建築工作室主持建築師；美國註冊建築師；美國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建築系碩士；北京大學建築學研究中心負責人、教授；2002年美國哈佛大學設計研究院丹下健三教授教席；2005年9月就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建築系主任。
在中國社會快速的都市化過程和巨大的建築規模給全世界和中國本土建築師帶來巨大的誘惑和機會的同時，張永和卻不是以建築的數量和規模贏得注目的。如果說，90年代還是建築師個人對於建築本體進行探索的時期，進入MIT的美國學院教育體系之後，張永和關注得更多的是建築和城市的關係，建築在不可避免的都市化過程中的承擔。成立15年的非常建築工作室，開始介入上海郊區的小城市規劃建設，而SOHO中國在北京前門的項目也更多的涉及了城市的歷史文脈如何在新建築中體現和繼承的關係。當標誌性、炫耀性的紀念碑式的建築在中國城市以大躍進的方式此起彼伏時，在此次威尼斯雙年展上，張永和提出由“應對”產生“現實的普通建築”。
“談判”與“批判”
記者：這次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的題目是“普通建築”。
張永和：對，我們做那個部分叫“應對”。
記者：1993年你主持的“非常建築”成立，十年之後，你出版兩本書——《平常建築》和《非常建築》。今年你參與策展的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中國館的主題是“普通建築”。在這15年的過程當中，從 “非常”、“平常”到“普通”，你對建築的定語一直在變化，這個變化的過程是否反映了你看待建築與環境的關係的變化，或者說是看到建築本身內涵的變化？
張永和：這個變化其實也有也沒有。可以分兩個部分來看，其中一部分儘管提法變了，但是內容並沒有變。取名“非常建築”的時候，是我們剛開始在國內做。我已經覺得當時國內的建築很怪異了，比起今天來其實是小巫見大巫。我想這麼怪的建築是主流建築，那我們做的不怪的就是 “非常建築”了。15年以後，這個現象發展到極致了，現在是主流越來越怪，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個觀點是沒有變的。但是什麼變了呢?當時我關注的還是建築本身的問題;而我今天特別關注建築和社會的關係。今年的威尼斯建築雙年展 “普通建築”展中，我策展的部分——“應對”說的就是這一點。今天看來，建築怪不怪異，其實是一個形式的問題，我有我的看法，但這個已經不是我關心的話題了，這是一個真正的改變。你要讓我說那些房子，我仍然覺得特別怪異，但是我覺得它們已經很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建築與都市人的生活到底是怎麼去發生關係的。現在很多建築師、業主、政府官員、開發商等等更出於種種原因，儘管說的都是人本，但是設計出來的建築和城市恰恰都不再思考人到底是怎麼生活的。很多人對我們這個行業有特別大的誤解，舉個最典型的例子，經常有人說，你是建築師，你來給我看看這個房子好不好看。我只能從個人角度來發表意見，但是建築師做的不是這個工作，我們做的是怎麼讓人在房子裏生活環境好一點，工作環境好一點，當然也包括心理的、審美的方面。但是，建築師和媒體把建築僅僅作爲一個文化問題大談特談的時候，我覺得要小心了。
記者：你在闡釋“應對”展時說過“協調是一種周旋的藝術”。你提到“周旋”的時候，“周旋”的周邊關係是什麼?回到“應對”的這個題目，在現在的現實環境中，建築要應對的對象是什麼？
張永和：做一個建築師首先要面對幾個人羣，在中國，第一個就是開發商，直接面對使用者的情況很少。然後有一個看不見的、最終端的使用者，就是買房子的，雖然跟建築師並不直接面對，但是要想着“他”。然後要有政府的批准，有各式各樣的專業人員，從合作的建築師到工程師，還有其他技術人員，比如能源專家、平面設計師等;然後還有施工單位。在這個合作過程中，建築師沒有多大權力，全都是談判。這是建築師要面對的人羣。
其他還有規範、技術、造價包括城市規劃的問題。要“周旋”就得去和業主談判，和周邊的關係周旋好了，這個項目就能做出來，周旋失敗了，就會兵敗如山倒。
前幾年我都要到報紙的房地產版裏面去找建築。其實房地產和建築的關係是平行的，沒有房地產的時候也蓋了好多房子。社會制度再怎麼變，房子照蓋。房地產和建築兩者之間根本沒有必然關係。建築和房地產發生聯繫是此時此刻這個時代的特點。嚴格地說，建築根本不是爲房地產服務的，而是爲了住房的人考慮，它是透過與房地產的合作來達到這個目的。但是從經濟上來看不是這樣的，這種關係讓建築的智慧達不到獨立性。
記者：你剛纔說到“談判”，你也說過建築對生活還有一個批判的角度，不一定完全是理論的批判，在商業實踐的過程中也應該有一個批判的角度。你在工作的過程中又要談判又要批判，不會分裂嗎？
張永和：不分裂。批判這個概念是從馬克思主義裏來的，不是文革那兒來的。說到批判，以前咱們中國熟悉的版本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最後就有一個暴力革命。批判是前提，批判完了就去革命，把批判的對象給消滅了，那就是文革。批判之後，就要有一個行動。但是二戰結束，到50年代有了新馬克思主義。人們開始懷疑暴力革命，因爲成功的例子很少。新馬克思主義者不是推翻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了，而是參與其中。怎麼能又參與資本主義又當馬克思主義者呢？這裏有一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在於知識分子的社會職能本來就存在着這個可能，這就是批判。建築師和知識分子的功能可以說是偶合。藝術家畫畫的時候可能會想市場上需要什麼，但也可以不想。可是建築師不是這樣，沒有人找我蓋房子，我一個都蓋不了，要做建築師首先要進入市場。如果你對建築領域比較嚴肅，唯一的選擇就是批判地參與。說到談判，還有一個就是妥協。記得貝聿銘兒子和我說：他父親認爲“真正的藝術就是妥協的藝術”。這句話用在建築上特別合適，但是這句話要有一個前提——你要有原則，纔有妥協，沒有原則就根本談不上妥協，壓根沒有底線可堅持何來妥協?我透過談判，在設計、在技術上做工作，把對城市、對建築的想法和實踐往前推進了。只要沒有放棄底線，這個工作就成立了。
記者：貝聿銘本人也說過建築和政治的關係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他也談到建築師的策略，這個策略不僅僅是技術上的，也包括和現實社會、和政治的關係的策略。但是中國的情況比西方世界可能更復雜，也許中國建築師在面臨與妥協對象的關係時是不是更難辦一些？
張永和：不是這樣的，中國有自己的特殊性。在西方社會，政府、商人等權力機構與建築師之間的關係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然後中間還有協調的草根機構等等。建築師的意見除了跟政府和商人發生關係之外，還需要和社區、草根機構發生關係。在中國就相對簡單，給政府做事就是對政府，給商人做事就是對商人，本質上做的工作沒有兩樣。我認爲商人不是我們的對立面。但如果掌握了經濟、政治的權力的商人和政府官員認爲建築師對於城市的思考對他們來說不重要，那工作就比較難推進。如果沒有一個機制來平衡這些權力，那就是體制的問題。
過去25年，中國的城市發展都是以發展經濟爲第一、絕對的目標，所以城市的可居性非常差，這在新的城市是很普遍的。而且現在還是建高能耗城市。於是形成大量不方便、不舒適、污染嚴重的高能耗城市。就像北京，如果當年早發展了地鐵，可能對北京的破壞比如拓寬街道之類的事情會少做一點。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城市的可居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