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聞出版總署公佈了“達芬奇”報道問題調查結果。調查稱，央視達芬奇報道基本屬實但結論不嚴謹，也“未發現記者索取錢物”。達芬奇公司11日表示，經過公司開會研究，決定不進行迴應。
調查報告稱，“李文學不是持證的新聞記者，違規獨立從事新聞採訪，且節目播出後多次私下會見達芬奇公司負責人，這些都要認真吸取教訓”。這顯然沒有“吸取教訓”這麼簡單。李文學事後爲什麼要多次會見達芬奇公司負責人?目的是什麼?又談了些什麼?這都是疑問，都應該進一步深究。也許調查只能到此爲止，因爲再往下調查那已經是法律問題了。這正是讓人所困惑的，這麼一起事件，怎麼就繞法律而去，而只成了一個新聞業務和職業道德問題?
達芬奇事件很像一部《諜中諜》大片。恐怕沒有誰把達芬奇的“不迴應”，當作是達芬奇對調查結果的認可。如果達芬奇認可了這一調查，不會說“不迴應”，只會痛痛快快地說出“接受”。對於達芬奇來說，有可能屈服於壓力，選擇了暫時妥協。這在邏輯上是成立的。對於現在的達芬奇來說，比較現實一點的就是讓事件儘快平淡，“少人關心少人問”，然後再重塑質量和品牌。達芬奇也有可能是緩兵之計，正在準備材料，再來一次“扔大石頭、掀大波瀾”。
如同外交語言中的“無話可說”，代表着裏面還有無數話要說，只是暫時不方便說，或者還沒有想到如何說一樣。達芬奇這時的“不迴應”，裏面同樣暗潮澎湃。這一意義上，達芬奇的不迴應也是一種迴應，這是一種有態度的“不迴應”，意味着事件不會到此爲止。
事實上，事件也不應該到此爲止。這一事件對於央視，對於當事記者的聲譽影響是巨大的。此前達芬奇曾經公開表示，“歡迎李文學起訴，會在法庭上詳盡披露相應的證據”。而且李文學本人也表示，“達芬奇家居總經理潘莊秀華接受相關媒體採訪時妄稱給本人100萬元，完全是誣陷和誹謗。”他表示目前正在收集相關證據材料，將透過法律手段維護合法權益。從當初的事件走向分析，這一事件最終應該走到法庭上，最終法律才能爲事件畫上休止符。而現在卻只有新聞業務和職業道德調查，並沒有見到任何法律化的傾向。難道是相關各方面都突然變得大度起來，對於名譽不重視了?放棄自己的法律權利了?
對於真相的追求，應該融入社會，融入我們每一個人的血液之中。公衆之所以一直關注“達芬奇事件”，正是出自對真相的追求，對透明的渴望。達芬奇既然拋出了這一重磅炸彈，那就不應該自己拆除引信。對於達芬奇來說，堅定地走在揭露真相的道路上，顯然是重塑形象的基礎。而對於當事媒體和當事記者來說，既然已經認識到100萬是“誣陷和誹謗”，那同樣應該拿起法律的武器，還公衆一個明白，還自己一個清白。（源自深圳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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